许静在2000年第5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撰文认为，在深具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眼中，陈寅恪先生标举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与古代士大夫传统一脉相承；而当代纯粹的职业学者则力图在这一精神中为学术的职业化和现代化以及相应的“学术本位”寻求到合法依据。二者的歧义是显然的。造成这种歧义的原因是陈寅恪先生论学一如其作诗，其繁复的考证和广博的知识已足以令人炫惑，隐藏于知识背后的深层意蕴又极少作直接和正面的阐释，因此容易使人陷入“只知森林，不见树木”的境地。“学术本位”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将学术本身作为终极目的，而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一方面使学术从名利、权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他又与“民族精神”相连接而使“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具备了超于学术之外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
查清华在2000年第9期《学术月刊》上撰文说，才情与格调本属不同范畴，才情即创作主体的才能性情，格调属作品的范式。人们写诗，本来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抒发自己的情感，但这又必须运用一定的语言和艺术手段，这就使诗人的的性情一开始就程度不同地受到规范的制约，导致才情与规范的直接冲突。明代前后七子要求人们遵循古人的格调规范，要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理想的古人格调。在他们的创作中，格调的实现往往以才情的毁灭为代价，但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认真探讨的课题。
李帆在2000年第5期《吉林大学学报》上撰文认为，清末民初，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为代表的学术大师们大都从事中国学术史的探讨，从而带来学术史研究的勃兴，出版了大量的学术史著作。学术史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这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学者们以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思考如何救亡这一时代主题，并将这一思考付诸行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中国学术发展至此的内在要求和西学大冲击引发学术界的深层次反思所致。
林源在2000年第9期在《南京社会科学》上撰文说，所谓“林彪现象”，是指得到毛泽东信任和培养的林彪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利用“文革”的政治舞台，从疯狂地吹捧毛泽东到要残忍地杀害毛泽东，从革命接班人到叛党叛国的可耻叛徒的转化的全过程。“林彪现象”是左倾专制的产物，左倾专制需要像林彪这类人接班，而左倾专制的环境和气氛又最适宜于林彪一类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健康的环境必然生出有病菌的菌类。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就是在晚年毛泽东这棵大树庇护下生长出的两棵大毒菌，这棵参天大树给它们成长壮大提供了营养、水分和安全的保护。“林彪现象”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揭示这出悲剧中的哲理，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的需要。
殷燕军在2000年第5期《南开学报》上撰文指出，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先是依靠美国力量，实行内向型“专守防卫”，冷战结束后，转而采取外向型“介入地区战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的制定就标志这一战略的转变。虽然不能由此断定日本必然走向侵略战争的老路，但这必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特别是日本对“周边事态”范围采取的模糊政策，实际上把台湾划入准备介入的范围，从而可能导致中日安全领域的激烈冲突。当务之急是中日之间要实现真正和解并建立信任关系，这首先需要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诚意，也需要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意义作出新的评估。
在200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发表已故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的文章指出，《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最权威的汉字载体，应列入我国传统的经典著作《十三经》中而变为《十四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族系之所以能融为一体，主要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并进而有了记录这共同语言的符号文字。我国幅员辽阔，在语言中出现各种方言，文字的读音虽不同，但字义不变。这音不同而义相同的汉字是瑰宝，是民族间的凝聚力。不仅如此，几千年间文字的古今读音可能有很大不同，但意义却大多变化不大，因此我们丰富多采的文化积累。没有汉字，则我国之文学哲学便无从谈起。
